中关村、新竹园区等创新集聚区域通过“空中飞人”，同硅谷的技术移民人脉网络建立了密切联系，将硅谷的大量留学生、技术移民、创业者企业家、创新制度等带到了本地区。截至2009年5月，中关村29个留学生创业园共落户1421家留学生创业企业。创业企业中约半数的创业者来自美国。

　　编者按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企业竞争力，人才是根本。激发人才活力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能够看到，我国各个领域都在不断探索新的人才培养、发展、使用、评价机制，以机制激发人才活力，以人才活力推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带动事业发展。从本期开始，“软科学”版将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读者深入解析他们的创新人才工作机制。相信这些鲜活的实践能够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1979年，当中科院物理学家陈春先动身访问美国之时，他没有预料到这次旅程将带给他怎样的冲击。“128公路”两侧的几百家高技术工厂，硅谷从技术到产品的快速转化，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业的冲动。

　　1980年12月23日，陈春先带领中科院物理所的一部分科研人员创办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为中关村学习实践硅谷的第一人。

　　现在，中关村年均新增企业3000多家，死亡2000多家，净增企业约1000家。截至2011年7月，中关村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89家。同时，中关村企业在国外设立的研发机构数量达64个。创新创业已经成为中关村的内在基因。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最新排出了全球七大知识创新尖峰地区和全球十大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创新尖峰地区，中关村位列其中。

　　在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和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所所长王德禄看来，中关村已经不是在模仿硅谷，而是和硅谷共同发展。中国海外军团在硅谷建立的庞大人脉网络，则成为中国与世界创新尖峰链接的核心所在。

　　从创业者到投资人，这个身份转换非常关键

　　1996年，身处硅谷的留学生朱敏创建了“Silver”公司，这就是后来的网讯。在当时，网络会议是一项新业务。微软推出“网上会面”软件试图以“免费”来占领市场。网讯则将自己定位为服务商，对软件收取费用，却在费用中包含了后期的运营工作。由于使用微软产品后期需要大量投入，成本远高于网讯。波音、汇丰等微软原来的客户纷纷倒戈，投向网讯。

　　与微软此役，网讯一战成名。

　　2002年，微软不得不停止了“网上会面”业务。而此时，网讯已经占领了市场份额的64%。2007年，朱敏将网讯以3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思科，开创了中国大陆留学生硅谷创业企业的“天价”。

　　这时，手握重金的朱敏加盟思颐投资，由创业者转变为投资人。当注意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2006年他立即回国，在中关村创办了赛伯乐投资公司。

　　“朱敏从创业者到投资人的身份转换非常关键。”王德禄告诉记者，成功的创业者转化成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商支持新的创业者，将出现新的成功创业者，新的投资人，如此循环。这种循环带来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的循环，从本质上讲就是形成了创新经济的良性循环。

　　现在，一大批在硅谷有所成就的创业者纷纷回国成为投资人。北极星的邓锋、汉能投资集团创始人陈宏、北极光的陈大同、光速的宓群、橡子园的朱伟人……

　　王德禄提醒记者注意，还有一种循环。他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掀起了"海归"创业浪潮。这些从硅谷回来的创业者引进国际知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进行跨区域创业。他们把国内创业和国际资本联系起来，同样形成了一种循环。”

　　“在中关村创业的这些"海归"，要么是某个技术领域的顶级专家，要么是在世界著名公司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要么是已经在国外成功创业的企业家。这种资源、人脉背景让他们能够从高端切入国内市场，与硅谷保持高端合作。”在赵慕兰眼中，无论是朱敏、邓锋一样的华人风险投资人，还是像邓中翰、李彦宏一样的跨区域创业者，他们给中关村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还有技术研发、产业信息、创业理念、商业模式、产权制度等等，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她认为，中关村的海外留学归国创业者已经和国际社会形成了多个层面的互动群体，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循环机制。

　　保障国内创业者获得股权收益，这个“裉节”一定得打通

　　“现在中关村的海外一流创业军团很多，牛津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福的、伯克利的，等等。如果把中关村知名创业团队列个表，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现在以海外军团为主，这和上世纪80年代以清华、北大、中科院创业团队为主的情况大大不同。”王德禄说。

　　“海外军团的好反衬出国内团队的不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赵慕兰说，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把创新带来的价值同个人有机结合起来。它打破了“谁投资谁所有”的产权制度。企业的创业者以自身所拥有的智力资本与风险投资商共享产权。当创业者成功后，他能够通过企业并购或上市获得收益。而这种财富的积累能够让创业者将其作为投资资金，开始以投资为主的新创业。“我国国内创业循环中有一个坎，这个坎把创业循环给截断了。”

　　她解释说，在中关村创新资源最为丰富的国有体制大学和科研院所及其创建的企业中，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没有将这类创新型企业同一般国有企业区别开来，并始终实施同样的“谁投资谁所有”的产权原则。这就导致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他们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却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创业收益。除联想之外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至今仍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他们没有资金做天使投资，也就很难把他们的智慧、经验和创业收益转化为新企业的启动力。

　　赵慕兰和王德禄呼吁，政府要对第一代创业者进行股权补偿，要对现在的创业者进行股权激励。他们指出，在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经济规律下，创业者所处的行业通常是正在孕育期的新兴产业，这样的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商机，同时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成功的创业者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能够有超前的产业敏感性。他们做天使投资人，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同时，他们作为“创业导师”和产业组织者，也能更好地引导、帮助创业者创业。

　　对于国内一些房地产商转作天使投资人的现象，赵慕兰并不看好。“他们不了解高新技术产业，做投资很难成功。”“国内要建立创业良性循环，保障创业者获得股权收益这个"裉节"一定得打通。”

　　大学、科研院所与市场壁垒日益严峻，这是影响两个循环连接的关键

　　“从市场的角度，海外军团引导的创业循环已经作得很好。但从原创的角度，大量的海归带来的并不是原创型新兴产业。”赵慕兰告诉记者，原始型新兴产业需要通过原始创新发展起来。原始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原创，还包括了商业模式原创和市场原创。原创一定需要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做支撑。国内大量的科技资源投在与国有资产相关的体制内，与国外相比，一些领域并不落后，有转化形成原创型新兴产业的可能。“但是，由于国内创业循环的断裂，原创成果要转化成为市场上有效益的技术成果就很难了。”

　　海外军团已形成良好的创业循环，并与国际创新尖峰链接。国内创业循环断裂，却拥有发展原创型新兴产业的潜力。如果把两个循环连起来，那么中关村和世界将会更高效的链接。

　　“企业已经把国际上很多优秀的东西引进来了。”王德禄认为，资金不是问题、人才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体制内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与市场的壁垒日益严峻，这才是影响两个循环连接的关键所在。

　　这种壁垒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随着国家加大科研教育经费投入，学校和科研院所经费压力减小，科研人员再次回归“象牙塔”。他们更愿意申请研究经费，而不愿承担风险进行创业。又如，各大学设立的技术转移机构因缺乏相应的运行机制和专业人员，项目转化成功率远低于个人带项目转化。再如，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通常是由学术权威来主导的。人们错误地认为，权威也能解决市场产业中的种种问题。

　　中关村并不是中国与世界链接的唯一节点。上海张江、武汉光谷、深圳等地的高新区都在逐步融入世界链接网络。深刻认识中关村国内创业循环断裂，认识海外、国内两大创业循环断裂，对于我们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